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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坚持以防范化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为突破口，整合部门及调解组织等各类资源，在全省首创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形成“横向一体、纵向联动、多元高效”的基层治理平山模式。
协同联动机制。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发生在辖区范围内的矛盾纠纷由属地负责解决。各行业各系统的矛盾纠纷由主管部门负责解决。对跨区域、跨行业的疑难纠纷，及时上报中心，由中心指定责任单位予以解决。对重大复杂矛盾纠纷由中心提级解决。
此外，运用科技信息和大数据手段，完善矛盾纠纷化解渠道，实行“线上线下”两条线办理，提升化解成效。运用“石时调”系统，通过微信小程序，为当事人提供在线反映矛盾纠纷、在线咨询、在线化解等服务，打造矛盾化解“高速路”，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推动异地纠纷在线调解，实现“一次也不跑”。
统一指挥机制，由综治中心主任负责对中心事务统一调度指挥，组织各窗口受理疑难矛盾纠纷的分流交办和指定办理，组织对重大疑难案件的调解以及对重点人员的指令稳控，定期对本区域矛盾纠纷进行分析研判，制定工作计划，协调解决存在问题。
分级预警机制，分级调处机制。根据矛盾纠纷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危害程度、紧急情况、发展态势等因素，将各类矛盾纠纷分为A、B、C三级，实行红、橙、黄三色预警，并根据矛盾纠纷发展情况对级别实行动态调整。实行A、B、C矛盾纠纷县乡村三级化解机制，由责任单位实行“五包一”稳控责任制。
据悉，平山县提升基础建设，不断完善社会治理平台。创新社会矛盾多元化解机制，筹建了建筑面积3500余平方米的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按照“重点部门常驻，一般部门轮驻、涉事部门随驻”的原则，整合政法委、法院、公安、信访、司法及各行业调解组织和重点部门等15个单位158名工作人员集中办公，其他行业部门、专业调解组织及社会组织等力量“轮驻”“随叫随驻”，推动实现“只进一扇门，解纷万家事”。
在平山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一楼综合接待区，设置有总服务台负责日常信访接待、咨询、分流等。同时，大厅内设立公安、城管、住建、自规、农业农村等9个业务窗口，对涉及本行业的信访问题进行受理、现场办理，建立台账。大厅还设立了法律服务窗口，将律师咨询、法律援助、公证、鉴定引入中心，突出司法服务保障功能，拓宽中心服务功能，为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
各业务窗口实行首接责任制，一般问题现场解决，疑难复杂问题转呈联合接访室，采取“5+2+X”模式综合调处（政法委、法院、公安局、信访局、司法局5个单位+2名专家调解员+责任单位）。同时，发挥行业调解作用，引入金融、婚姻家庭2个行业调解委员会常驻；组建专家调解团队，设立品牌调解室，多元途径推动“事要解决”，提高“线下解决率”。
“综治中心调解矛盾纠纷更权威、更专业、更公正……”“遇到问题或矛盾纠纷，就到综治中心‘找个说法’。”如今，到综治中心能解决问题，已经逐渐成为四川雅安老百姓的共识。
推出“码上办”功能，让群众诉求“一键直达”。居民张先生通过公园公示牌上的二维码反映公共厕所使用问题，在天全县综治中心的统筹协调、分流交办下，仅用两天时间便成功解决了该问题。“以前跑断腿，现在动动手指，问题就能快速解决。”家住天全县城厢镇的居民汪女士点赞道。今年以来，当地群众扫件1083件，办结率达100%。
与此同时，荥经县综治中心着力打造“‘有法’办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品牌。各乡镇（街道）结合当地特点和纠纷特殊性，创新探索各具特色的“一站式”解纷应用场景，形成严道街道“‘严’之有道”、花滩镇“有事‘滩’开说”等9个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品牌。
得益于“政法微网信息平台”，天全县综治中心将基层治理防控的“神经末梢”串联成网：以137个政法网格为基底，横向协同公安、司法行政、法院、信访等多部门资源，纵向打通县、乡（镇）、村（社区）、网格四级组织体系，形成自上而下、贯通到底的“百网”融合格局，实现精准化管理、精细化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宝兴县综治中心还按照“控增量、防变量、减存量”工作思路，因时因地、高效有力地推动领导干部下访接访常态化及“化解矛盾风险维护社会稳定”专项治理工作，对信访“硬骨头”案进行多渠道排查、研判、化解，有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提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2024年至今，宝兴县综治中心化解信访积案19件，信访积案存量大幅削减；受理矛盾纠纷1493件，化解1492件，化解率达99.93%。
利用“线上+线下”方式，通过“看、访、采、受、报、转”六字信息“搜”集法，将辖区内各种矛盾纠纷和群众诉求问题全部归纳到综治中心“一窗口”办理，并通过“六步工作法”实现一体化全周期管理、全流程工作闭环。
该信访积案的化解，离不开“四色”分类研判化解机制。该机制按案情的轻重缓急程度，从低到高分为蓝、黄、橙、红“四色”，根据不同的颜色分流化解、跟进，构建了矛盾纠纷的分类疏解闭环。
2024年，雅安全市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达99.68%，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镇）、矛盾不上交、风险不外溢”的治理目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不断提升。
走进荥经县综治中心，办公场地宽敞明亮、功能窗口布局有序、办事指南清晰明了，让人眼前一亮。“综治中心统筹了公共法律服务、诉讼服务、检察服务、信访接待四大中心的职能，实现对各类矛盾纠纷和利益诉求的‘一站式受理、全链条解决’。”荥经县委政法委副书记王俊介绍。目前，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信访接待中心已整体入驻该中心并正常运行。
天全县综治中心还构建“平战结合”调度模式：“平时”通过中心一屏统筹，对全县人口的运行态势进行实时感知和把控；“战时”结合公安“智慧城市指挥服务中心”，充分发挥“大脑中枢”作用，全面提升数据分析、指挥调度、事件处理效能。
群众的心理变化得益于雅安市委、市政府深入推进市县乡三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近年来，四川雅安以1个市级综治中心为统领、8个县级综治中心为主力、96个乡级综治中心为触手，统筹整合各类解纷资源和力量，建立“常驻+轮驻+随驻”工作模式，形成“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的治理新格局，全市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水平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规范化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清晨，天全县综治中心的大屏幕上，一条条网格事件信息不断跳动：“八组村道泥石垮方已清理”……工作人员高颖轻点鼠标，将需要部门解决的事项分流交办相关职能部门，并督促网格员对已办结事项进行验证。
建立“常驻、轮驻、随驻”联合入驻模式，对于复杂矛盾纠纷，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员共同商讨解决方案。同时，聘请法律专家、行业专家、心理咨询师等组成专家咨询团队，为矛盾纠纷化解提供专业意见。2024年至今，荥经县排查上报基层矛盾纠纷2035件，化解2032件，化解率达99.85%。
长期以来，宝兴县综治中心按照“一周一例会、一月一分析、一季一联席会”的工作机制，构建起“动态排查-精准研判-分级处置-跟踪问效”的全周期治理链条，形成矛盾纠纷分层过滤、风险隐患梯次消解的闭环管理体系。
宝兴县综治中心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按照“四色”分类研判化解机制，锁定该案为“红色案件”，需由县综治中心指挥长成立工作组带队调解。秉承“事要解决”目标，中心组织开展调解，在调解过程中，来自各个部门的“调解员”耐心解释和疏导，最终促使涉案村对拖欠劳务费的事实予以认可，愿意支付，双方达成协议，多年积案顺利化解。“谢谢你们，这次多亏了综治中心帮我要回了工程款。”3月26日，张某向宝兴县综治中心赠送了一面印有“工程人背后的力量老百姓信赖的靠山”的锦旗。
秉持“让群众少跑路”的工作理念，该中心设置了诉讼服务、检察服务、矛盾纠纷登记受理、社会工作等办事窗口，以及调解室、心理疏导室等功能室。2023年7月，一起因拖欠31名农民工工资引发的矛盾纠纷，在荥经县综治中心牵头协调、各部门共同参与下成功化解。
整合各方资金联合建。整合智慧城市、政法、司法、禁毒、消防、劳动保障等资金1000多万元，统一规划建设华蓥市社会治理联动响应中心，构建从社会源头到末梢的“全链条、全周期、全方位、全要素”社会治理共同体，紧盯“社会全域治理、重点人群服务、细微风险排除、应急事件处置”等关键重点，用心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华蓥样板。
考核问效出效果。实施“倒查”考核、“时效”考核和“多维”激励三项机制，压实工作责任，强化考核激励，确保矛盾纠纷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理得好，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去年以来，华蓥市共受理排查矛盾纠纷4960件，成功化解4937件，化解率99.5%。
近年来，四川省华蓥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档升级“一站式”解纷平台，构建“1+3+N”多元化解工作体系，创新“吹哨报到·就地化解”机制，创立“言和堂”调解品牌，导入首席法律专家制度，及时依法就地化解矛盾纠纷，全面推进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探索华蓥基层治理新模式。华蓥市连续多年蝉联全省平安建设表现优秀县，首席法律专家制度运行模式和效果获中国法学会肯定。
紧扣中心工作突出建。紧扣华蓥市委“13355”工作体系，围绕“工业城、旅游市、物流港”的发展定位，整合“雪亮工程”“天网”“慧眼”监控数据平台和机关单位、企业工厂、旅游景区、校园商圈、车站码头等监控资源，实现社会治安联防、重点人员联管、重大风险联调，全力护航华蓥高质量转型发展。
三个关键煦春风。坚持用好“早”“情”“和”三个关键招，高效妥善化解矛盾纠纷。“早”字诀，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情”字诀，做到将当事人当亲人、把当事人的事当家事；“和”字诀，坚持“事要解决、人要顺气，事心双解”，运用好“言和堂”，多方协调充分调和各方矛盾，促使涉事各方不生嫌隙。
三种常态润蓥城。充分挖掘“不履邪径”法治文化，创新提出“守初心、走政道、扬正气”法治精神。去年以来，常态化开展“开学第一课、法治赶场、法治下乡”三类宣传活动78场次，发放宣传资料6万余份，让法治文化充分浸润人心，提高群众法治意识，形成群众遇事找法、办事依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社会氛围。
围绕省委要求认真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政法委《关于依托综治中心推进“一站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系统谋划、整合资源、聚合力量，分层分段推进，2024年已完成县级和8个镇级平台提档升级，2025年实现县、乡两级全覆盖。
创新机制出规范。华蓥市以破解“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难点痛点堵点为着力点，创新“吹哨报到·就地化解”机制，建立“吹哨报到”工作制度、流程图，推动“一站式”平台实体化、实战化、规范化运行。
三支队伍夯基座。从政法委、法院、公安、司法行政等政法单位优选法律知识、调解经验丰富的政法干部组建政法常备队，从人社、住建、自规、卫健、教体、退役军人事务、妇联等职能部门选聘专家能手组建专业攻坚队，从乡镇（街道）推荐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老军人、老教师等社会贤达组建乡贤辅助队，形成阵容强大的调解队伍，全面调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整合人员出活力。统筹公安、信访、法院、司法行政、人社、住建等力量入驻，充实完善群众接待、心理咨询、法律服务、纠纷调解、视频监控、分析研判等功能，采用常驻、轮驻、随驻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一窗受理、分类办理、集群化解”，促进多方主体联动，形成合力攻坚。
近日，浙江杭州建德的王女士突然接到杭州建德市公安局梅城派出所的电话，告知她前去领钱。是曾经被“大师”三年骗走的42万余元，全都追回来了。
经过进一步调查，民警揭开了张某的诈骗手段。原来从2021年开始，张某注册了多个微信号，冒充各地的法师跟王女士进行交流，然后用“量尺算命”“破煞消灾”“建庙祈福”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恐吓、欺骗王女士，就这样骗得了30万余元。
目前，张某因涉嫌诈骗罪、盗窃罪被检察院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追回的42万余元现金及ipad等物品已悉数发还给受害者王女士。
民警在和王女士深入交流的过程中发现，2021年开始，陆续有几个陌生人添加王女士的微信，然后都编造一些诸如“王女士罪孽深重需要消灾”之类的谎言，要求王女士给他们转账来“消除业障”。这三年下来，王女士竟然累计转账了30多万元。
可就在去年11月的某一天，“大师”来家里做客后离开，王女士就发现纸盒里的10万余元现金以及其他物品都没了，从那之后，“大师”也再未与她联系过。
专案组立刻组织警力，日夜兼程地开展跨省追捕行动。在经过数天的分析研判、蹲点守候之后，警方终于成功地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抓获。而且，在张某的住处，警方查获了涉案现金42万余元以及其他的涉案物品。
原来，2021年，王女士在网上结识了一名“大师”，在“大师”的教导下，王女士每日省吃俭用，把省下来的钱存放在家中一个纸盒内，就盼着能消除自己的“业障”。
王女士遭遇了一件离奇的事情，家里的10万现金竟然不见了，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更奇怪的是，那个经常来和她“论道”的“得道大师”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3年里，张某从王女士那一共骗了40万余元，可他并不敢花这些钱，而是把钱藏在家里的柜子里、鞋盒里、床底下等各个地方。这个假法师原本想着帮别人消灾来骗钱，最后却把自己“算”进了牢房。
2025年3月21日，97岁的杨大爷来到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庙岔派出所户籍室。民警立即迎上前，帮助老人上台阶。看到老人的胡须太长，民警化身理发师，用电推细心为老人修剪胡须，及时高效完成身份证业务办理。考虑到老人行动不便，民警与老人互留联系方式，提供送证上门。
近日，四川省攀枝花市大河中路派出所突然接到群众报警，称有一老人掉到河里，情况紧急，民警抵达现场后，立刻穿上救生衣下水营救老人。消防人员抵达现场后，与热心群众、民警合力将落水老人救上岸，老人经治疗已无大碍。
近日，云南省大理市，“警察，我们朋友突发疾病晕倒了！赶紧帮一下我们。”游客在巍山古城游玩时突发疾病，向执勤民警求助，民警赶到现场，发现女孩脸色苍白、神志不清，果断俯身背起女孩，火速朝救护车奔去，全力协同医护人员将女孩送医治疗，因送医抢救及时，女孩已脱离生命危险。
3月28日上午，福建省见义勇为基金会、福州妙峰山陵园有限公司和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的师生在福州妙峰山陵园“福建见义勇为纪念广场”联合举办清明悼念见义勇为英烈活动，200多位社会各界人士到场，共同缅怀为守护社会正义与人民安宁而英勇献身的全省351名英烈，传承和弘扬见义勇为精神。
活动现场，全体人员满怀崇敬、整齐肃立，向英烈敬献花篮、默哀、鞠躬，重温英烈们用生命诠释的见义勇为精神。4位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原创诗歌《丰碑无名义举永铭》，诗句如潺潺暖流，深深触动大家的心弦。大学生代表陈钰升表示：“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应以见义勇为英烈为榜样，将见义勇为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勇做新时代的先锋楷模。”随后，全体人员怀着崇敬之情，依次走向纪念碑，献上手中鲜花，寄托哀思，并在留言墙前写下感言。
为大力弘扬见义勇为精神，深切缅怀为平安遵义、法治遵义建设英勇献身的见义勇为英烈，遵义市将于3月31日上午9时30分，在遵义市见义勇为主题公园英烈纪念广场举行2025年遵义市见义勇为英烈公祭活动。
我市举行祭奠缅怀英烈，就是要学习宣传见义勇为英雄们的壮举和崇高品质，进一步传承和发扬见义勇为精神，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遵义、法治遵义汇聚强大正能量。
在建设平安遵义、法治遵义的征途上，他们在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舍生取义，用正义和热血、壮烈与生命奏响了一曲曲荡气回肠的时代乐章。
此次活动以“缅怀英烈·传承精神”为主题，表达对见义勇为英烈的深切怀念和崇高敬意，镶嵌在纪念碑上的43名英烈，是我市多年来涌现出的众多见义勇为英模人物的杰出代表，是我们这座英雄城市的光辉典范。
在四川仁寿县，当地综治中心针对疑难复杂案件，建立信访听证制度集中调解，对群众的每一个诉求都实行闭环管理，临期提醒、超期督办。同时引入社会专业力量，实质化解矛盾纠纷。
在江西宜春袁州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法律咨询、劳动争议、行政复议、信访接待等一体化、开放式受理窗口整齐排布，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信访等部门的工作人员整体进驻，住建、卫健、金融、妇联等14个行业部门调解组织按常驻、轮驻、随驻等方式，集中办公、集约管理、集成服务，“一站式”化解矛盾纠纷。
为了解决群众“走不对门、找不到人”，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近年来，各地着力提升综治中心实体化运行水平，以综治中心为枢纽，统筹推动诉讼服务中心、检察服务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信访接待中心等“多中心合一”。
在福建漳州，科技赋能为基层治理插上智慧“翅膀”，群众有诉求既可以到设置在各区县乡镇的综治中心当面反映，也可以通过“96111漳州矛盾纠纷调解服务热线”或者微信小程序来进行反映。综治中心通过贯通市县乡村四级的“平安漳州e家”平台统一协调各方面最优质的调解资源和力量进行调处，真正实现矛盾纠纷“一个号、一地跑、一站解”。
目前，全国省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全覆盖，市、县、乡三级综治中心覆盖率达到90%，成为开展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和协助推动社会治安风险防控的重要工作平台。
2024年11月，中央政法委联合11部门印发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的意见，努力做到矛盾纠纷化解“最多跑一地”，确保群众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企业在维权过程中，快速解决争议是关键，避免影响公司声誉和运转。”唐女士说，“调解员依法办事，既解‘法结’，又解‘心结’，我们还一分钱也不用出。”
“如果车主通过市场监管局投诉、法院诉讼，整个维权流程通常要半年。”厦门市集美区综治中心副主任陈晓亮说，现在由中心统筹，该案处理时间缩短至一个月，并且避免大量类案的解纷程序重复进行。
基层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目的就是让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的通道畅通和规范，努力实现“治未病”、防风险、守底线。
新时代新征程，各地综治中心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群众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不断规范起来，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
“我们之前还以为要在各个单位来回跑，没想到中心直接帮我们解决了问题，真是来对了地方！”甘某家属称赞道。
“规范化建设后的综治中心统筹诉讼服务、检察服务、公共法律服务、信访接待中心等有关功能，相关部门通过多种方式派员常驻。”中央政法委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综治中心不仅方便群众求助只进一扇门，还能发挥部门优势，矛盾纠纷一站式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
同一时间，集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收到多起涉该ETC代理商的投诉。区法院将相关情况上报区综治中心，中心经分析研判后认为，该纠纷标的虽小，但涉众面广，后续还会有不断增多的趋势，于是组织法院与市场监管局会商，最终法院选取一件案件示范判决，并制定两个调解方案，推动700多件纠纷一并解决。
综治中心将案件录入后分流至知识产权服务中心窗口，工作人员引导双方采用调解方式化解纠纷。最终，科技公司停止产销并销毁库存侵权商品，唐女士所在的公司决定不追究科技公司侵权赔偿责任，双方握手言和。
综治中心是集中受理和处理老百姓诉求的地方，主要承载矛盾纠纷化解、社会治安风险防控“两大职能”。权威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省级综治中心实现全覆盖，市、县、乡三级综治中心覆盖率达到90%。
在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综治中心推广应用“赤子峰格”小程序和街道“智慧窗”动态监测系统，网格员和社区工作人员可以通过App实时上报工作信息、排查矛盾纠纷等，2024年累计上报各类信息799条，信息处置率达到100%，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2024年4月起，福建厦门集美区法院陆续接到山东、河北等地车主反映，某信息技术公司在2023年期间办理ETC时承诺每月分期返还押金却未兑现，涉嫌“欺骗客户”。
“过去我是街坊口中的‘和事佬’，调解纠纷‘全靠一张嘴’，但碰上专业问题也会心虚。”2024年，甘肃嘉峪关市雄关街道调解团队调解员张静楠来到综治中心诉调对接服务大厅，跟着专业调解团队学习。
“过去处理群众诉求慢而且繁琐，现在不一样了，群众来办事，智能系统全程帮忙，快速引导、录入、分流，还能提前预警矛盾，省心又省力。”综治中心工作人员钱海勇说。
2024年下半年，山东济南历下区某小区前后两栋楼的业主因为加装电梯吵得不可开交。社区和派出所多次协调，但矛盾始终没有得到实质性化解。
河卡法庭积极参与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以“无讼村”创建工作为切入点，依托村社基本单元，重点发挥联村法官、村两委班子、司法所、派出所及特邀调解员等作用，把“无诉”理念注入基层社会生活，引导群众以非诉方式化解矛盾纠纷，确保“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河卡法庭辖区地广人稀、交通极不便利，群众参与诉讼往往成本过高，为此河卡法庭主动延伸服务触角，在辖区10个行政村和社区设立巡回审判点，发放“法官便民联系牌”、设置法官工作室，选取典型案例定期深入辖区行政村和社区开展巡回审判，构建了以人民法庭为中心，诉讼服务站和法官工作室为支点的诉讼服务网络，有效打通了法庭服务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自“枫桥式人民法庭”创建以来，河卡法庭的干警们以实际行动诠释着司法为民的宗旨，将“枫桥经验”融入到草原司法实践中，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进每一位群众的心中，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在草原深处持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2024年9月，原告万某（女）向河卡法庭提起离婚诉讼，其与被告南某（男）于2012年结为夫妻，婚后育有4个子女，夫妻两人因矛盾于2021年开始分居，分居期间双方多次经过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均因财产分配问题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法官在受理该案调查掌握相关情况后，考虑到眼下正值农忙时节，决定组织双方当事人在该村村委会运用夜间法庭开展调解工作。调解过程中，调解人员认真听取双方当事人的诉求，从情、理、法各个方面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理，双方当事人逐渐明白了彼此的立场和诉求，为保护4名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当庭将未成年人保护提示卡下发给双方当事人，共同寻找解决方案，最终在法庭干警和村委会人员及特邀调解员的共同努力下，双方就离婚及财产分配和孩子抚养等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并在调解人员的见证下当庭履行完毕。为便于后续房产变更及其他事务办理，当庭给双方当事人下发离婚证明书。至此，此案得以解决。
2022年，河卡法庭联合河卡镇政府启动“无讼村”试点创建活动，将河卡镇幸福村确定为兴海县首个无诉讼示范点，通过常态化开展诉讼服务联络员培训、“以案释法入村到户”、定期进村指导调解等活动，引导农牧民群众自觉投身“无讼村”试点创建活动中，从源头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2023年9月，在河卡法庭法官指导该村成功调处1起邻里纠纷后，幸福村党支部书记说：“起诉不是目的，解决矛盾才是，幸福村无讼村的创建，让大家的法律意识有了明显增强，一些小的矛盾纠纷能就地在村里调解解决，大家普遍认可，从动不动打官司到法官工作室就近调解，没有矛盾纠纷的幸福村也更加幸福了。”
2024年5月，一起因禁牧区放牧导致奶牛死亡的侵权纠纷案件以巡回审判的方式在河卡镇开庭审理。自受理该案后，法官曾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因双方分歧意见较大，未能达成调解协议。考虑到该类纠纷在牧区具有普遍性和指导示范意义，法官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决定巡回审理该案。“现在开庭……”伴随着清脆的法槌声，巡回审判正式开庭，受邀前来的人大代表、牧民群众、机关代表、企业员工等20余人旁听了案件审理，该案宣判后双方当事人都要求上诉，后经法官释法说理，双方最终服判息诉，并于判决生效后全部履行完毕，该案作为典型案例被相关媒体进行了专题报道。这样近距离的庭审现场，无疑给旁听的群众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课，实现了“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良好效果。
为便于群众参与诉讼，河卡法庭深入践行司法为民宗旨，主动利用下班时间组织当事人开展诉讼服务，以“夜间法庭”“午间法庭”“周末法庭”的方式逐渐打破“八小时工作制”，为群众提供“全天候”的诉讼服务，解决了上班族、务工人员等当事人群体因时间冲突导致的诉讼难问题。
在日常工作中，河卡法庭干警们经常深入基层，积极开展法官送法“进村社、进校园、进牧区”活动，将法治宣传、法律咨询等工作落实到草原深处，以此增强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引导群众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在长期的调解实践中，河卡法庭与辖区政府、派出所、司法所、村两委、社区等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将辖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村内有一定威望的老人等聘任为特邀调解员，逐步构建多元解纷格局、完善基层治理机制，形成了强大的调解合力。在处理一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纠纷案中，法官了解到双方当事人系同村村民，为避免影响邻里关系，立即展开调查核实，并邀请特邀调解员、村民委员会成员等共同制定调解方案。通过各方的共同调解，双方当事人最终握手言和，当庭达成协议。
这样的案例在河卡法庭的办案实践中时常会有，法庭联动相关部门、组织，引入村民委员会、人大代表、特邀调解员等参与调解，有助于更加快速、全面地掌握案件事实纠纷症结，当事人对调解结果也更加认可。同时，河卡法庭注重“判后答疑+释法析理+敦促履行”的模式，促使案件当事人当庭履行。2022年以来，河卡法庭调解案件中有140件已履行完毕。
近年来，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人民法院河卡法庭立足辖区实际，把“抓前端、重调解、聚合力”作为基层治理的总体思路，聚焦优化提升服务实效，凝聚基层解纷合力，努力推进“枫桥经验”在基层法庭的本土化实践，通过将村级调解组织纳入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聘任辖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村党支部书记、村警为人民法庭特邀调解员、司法联络员，逐步形成“1个审判团队+1个代表联络室+1个调解组织+N个工作模式”的基层多元解纷体系，促使大量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
9月7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举行2021年“人民法院大讲堂”第七场专题辅导报告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徐显明为全国法院干警作专题辅导。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出席。
徐显明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山东大学校长、中央综治办专职副主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长期从事法学理论、法哲学前沿问题等研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徐显明在辅导报告中围绕学习贯彻习法治思想这一主题，结合大量事例案例，全面回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刻阐述了习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法治思想，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系统讲述。
干警们表示，报告主题鲜明、内容丰富、讲解生动，对于更加深刻理解和更好践行习法治思想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今后要进一步强化理论武装，始终坚持用习法治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努力做到学思悟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学习成果体现在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实际成效上。
最高人民法院院领导贺荣、陶凯元、马世忠、刘海泉、杨万明、沈亮、刘贵祥出席报告会。党组成员、副院长贺小荣主持报告会。最高人民法院各部门和直属事业单位负责及部分干警，地方三级法院领导班子成员及部分干警分别在主会场和各地法院分会场参加学习。
2019年，最高检结合相关办案调研发现，当前查办金融犯罪特别是涉众型金融犯罪，不仅动用大量行政资源、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而且犯罪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挽回，极易引发件。为此，最高检向中央有关部门发出了“三号检察建议”，与相关部门一起强化源头治理，促进有效监管精准跟上、落实，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
2018年10月19日，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历史上第一份由最高检直接向国务院组成部门发送的检察建议。“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全国检察机关与教育主管部门联合进行实地督导、明察暗访，检查中小学校、幼儿园3.86万余所，监督整改安全隐患6600余个。最高检会同教育部赴8个省区市进行督导，有力推动了校园安全制度的落地落实。2019年，媒体曝光的几起侵害女童事件令人揪心，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再次凸显。对此，最高检态度坚决，强调“一号检察建议”要“没完没了”抓下去，以此为抓手，助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的落实。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一号检察建议’已成为撬动检察机关开拓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重要杠杆，成为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的重要牵引。
据统计，对一些存在较大争议或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全国四级检察机关的检察长带头，以公开听证形式，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区居民等多方参与。通过持续努力，检察机关信访形势明显好转，全国检察机关共接收群众信访92.7万件，同比下降4.3%；重复访比例27.3%，同比减少3.1个百分点。
检察机关在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程中强化与相关执法司法机关协作配合；立足批捕、起诉职能，切实履行指控证明犯罪主导责任；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确保依法准确适用；强化内外部监督制约，防范廉政风险；加强政治、业务建设，着力提升办案能力。最高检专门制作法治宣传片，以浅显、新颖的动漫形式阐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公安部大力支持下，2020年7月起在全国看守所、派出所、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循环滚动播放，一些犯罪嫌疑人受感召后主动认罪认罚。
2020年12月，最高检下发通知，决定自2021年起，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工作在全国检察机关稳步全面推开。这标志着全国检察机关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业务将由分散办理平稳过渡到统一集中办理，为未成年人提供更充分、更全面、更科学的司法保护。
张军：谢谢莫野同学的这个问题。家暴问题确实值得重视，现在不仅有“男家暴”，也有“女家暴”。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家庭暴力等案件时，要从司法办案引领促进和谐家庭关系建设、以检察建议为保护家庭弱势方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社会环境，预防相关违法犯罪。比如，2018年10月，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在认真分析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后，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的第一份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围绕“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我们还会同教育部等8部委出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与公安部、教育部共建教职员工入职前查询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制度，探索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督促和支持起诉、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等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中均予采纳。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特别强调检察机关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重新犯罪预防工作等依法进行监督。检察机关要没完没了督促“一号检察建议”、强制报告、入职查询、从业禁止等措施的落实，不让“大灰狼”进入“小兔子”的安全空间，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2021年1月召开的第十五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要求，检察听证要实现“四大检察”“十大业务”全覆盖，各级检察院、各业务条线都应结合办案实际，做到“应听证尽听证”，倒逼检察监督办案能力提升。
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承担主导责任，不仅是诉讼的承上启下的枢纽和监督者，而且是罪案处理的实质影响者乃至决定者。为了最大限度地激活这项制度，在2019年8月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会上，最高检提出，到年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当月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70%适用率的目标，来自于司法实践的支撑。办案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比例达到80%左右，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在这类案件中，绝大多数被告人85%以上一审宣判后不再上诉，认罪、认罚。对此类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程序分流，符合刑事司法简案快办、难案精办的趋势。
张军：谢谢禹涵同学。法科学生更应关注社会现实，在实践中提升法律智慧。您关注的其实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高度重视的金融风险问题，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也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加大防范、惩治力度的问题。对于防范金融风险，习高度重视，多次进行专门强调。司法不能仅仅消极地受理、办理具体案件，更要能动、积极地反映社会需求，在司法过程中，研究分析倾向性问题、社会治理问题之所在，以检察建议、以典型案例引领向社会发出预警防治信号，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天气预报’，促进防范各类金融领域的“黑天鹅”“灰犀牛”，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人民群众在金融活动中的合法权益。这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
清华大学公诉人班硕士研究生、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检察院检察官刘强：为切实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优化营商环境，最高检最近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中，对一些涉诉企业作出了相对不起诉的决定。关于单位犯罪的相对不起诉制度，检察机关未来还有哪些探索，为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大局作出更大的贡献？
清华大学法学院比较法学硕士研究生岳东冉：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当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中，落实德治的制度有哪些？未来如何继续推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工作？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法治思想，2020年秋冬之际，由中央政法委、教育部联合主办的“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专题系列讲座再次走进高校，政法实务专家走上讲台，深入宣讲习法治思想的司法实践，协同培养卓越法治人才。根据此项工作安排，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和二级大检察官、最高检副检察长陈国庆先后于2020年12月14日和12月16日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授课并与大学生互动答问，回应当代大学生的法治关切，深入探讨中国法治问题。
2020年12月，作为未成年人领域“两法”之一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颁行21年来首次大修，明确强调人民检察院通过依法行使检察权，对未成年人重新犯罪预防工作等进行监督。
在各级检察机关的努力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两年来检察环节适用率稳定在80%以上。2020年，全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超过85%，量刑建议采纳率接近95%，一审服判率超过95%，高出其他刑事案件21.6个百分点。
严管又是如何体现的？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时，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这些政策要真正落地，后续工作就应当跟上：谁来促进、检查落实涉案企业自我规范、守法合规经营？而不是简单的“案结事了”，经营中的违法犯罪可以不付出成本、只付出很不相称的极低成本。如果这样，对所有严格合规经营的企业而言，是不公平的，实质是不正当竞争，也无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在这个大背景下，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3月，最高检启动涉案违法犯罪依法不捕、不诉、不判处实刑的企业合规监管试点工作，并确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山区检察院，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宝安区检察院，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山东省郯城县检察院为试点单位。目前，最高检还对此专设指导组深化研究、加强指导，积极探索、努力推出既体现从严司法，让违法犯罪付出应有代价，又最大限度降低追诉成本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合规制度，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了多起有性侵犯罪前科的人员持续性侵学生案件。各地检察机关经过探索实践，证实开展入职查询制度是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2020年9月18日，最高检联合教育部、公安部共同发布《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查询意见》明确规定，中小学校、幼儿园新招录教职员工前，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在授予申请人教师资格前，应当进行性侵违法犯罪信息查询，对具有性侵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不得录用或者不予认定教师资格。《查询意见》还明确规定了入职查询范围、适用入职查询的人员范围、查询方法、查询结果的应用及追责等，从源头上把“大灰狼”挡在校园之外。
2020年5月7日，为完善机制，及时干预，严厉惩治、有效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推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最高检与国家监委、公安部、司法部、教育部等8部门会签下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强制报告意见》明确规定，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民营企业创业艰辛、发展不易，更需要、更珍视法治的呵护。最高检特别提出，检察机关要当好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老娘舅”。2020年的两组办案数据体现检察机关对民营企业的厚爱：依法从严惩治危害非公经济发展的犯罪，起诉侵害非公有制经济的犯罪同比上升3.2%；依法从宽处理非公经济人员经营环节的犯罪，不捕率较总体刑事犯罪不捕率高出8个百分点。
经历司法实践检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创新，丰富了刑事司法与犯罪治理的“中国方案”。新时代，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有内涵更丰富、水平更高的需求，希望司法政策与时俱进，期盼社会长治久安；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必须遵循司法规律，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推动案件繁简分流。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党中央决定建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着眼于提升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更着重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罪犯改造。2018年10月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在办案的同时，坚持惩治结合，以惩促治，注重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监管环节缺失等问题，为加强金融监管、深化治本举措纷纷发出检察建议，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贡献检察之智。其中，上海市检察机关通过精办大案要案、制发检察建议、加强理论研究、开展司法协作等方式，有力打击犯罪、防控金融风险。截至2020年10月底，上海市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金融犯罪案件500余件800余人，受理审查起诉800余件1500余人。
张军：非常感谢东冉同学。这是一个涉及法理的好问题。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特色。以德治国靠什么？靠的是道德教育从娃娃抓起，把习强调的“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的要求落实，学校、社会、家庭都要承担责任、共同努力，更加务实有效地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靠的是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唯有运用、执行好法律，方能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也只有将法治和德治紧密、有机结合好，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新时代，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一段时间的检察实践表明：检察听证已成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治理、落实司法为民、提升检察公信的有力抓手，实现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的重大举措和有效途径。2020年以来，张军、童建明、张雪樵、陈国庆等最高检领导，率先垂范，带头主持公开听证。各级检察机关也普遍开展公开听证工作，检察长带头主持公开听证，推动这项制度进一步落实。
清华大学法学院2019级刑法学硕士研究生冯梦迪：公开听证有助于化解矛盾纠纷。最高检出台了《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各地检察机关正在按规定开展这项工作，但也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问题。检察机关在这方面还会有哪些新探索？
在没完没了抓“一号检察建议”的同时，最高检通过办案联合相关部门建立强制报告制度和入职查询制度，并推动这两项制度“入法”。
习强调，要推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司法实践中，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司法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习的这一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司法办案的重要指引，使司法活动不仅符合法律规范，更建设培育社会主义道德水准，以司法引领、促进全社会道德建设，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生动实践。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何挺：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诉学界最关注的线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专项报告来看，该制度在全国的适用率并不平均，包括现在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比率以及量刑建议被采纳的比率都不太平均，而且在不断变化过程中。请问，从该制度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适用比率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随着社会公众对司法公开、公正的预期和要求越来越高，以及我国法治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已经成为司法机关的工作目标。检察公开听证让当事人“说话”，让各界人士参与，大大提升司法办案的公开度、公正度，着力化解纠纷矛盾，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
清华大学刑事诉讼法学硕士研究生赵禹涵：您刚才提到，司法制度应充分回应社会需求。请问司法机关如何在“蛋壳公寓”事件、“O2O平台爆雷”这样涉及金融且波及范围广的事件中发挥作用，维护人民群众合法利益，充分回应人民群众的需求？
张军：刘强作为“检察官同学”提到的单位犯罪、对民营企业的平等保护等问题很重要，最高检正在一些地方开展企业合规检察制度试点，对企业经营中的违法犯罪建立起依法从宽的规范制度，并与专家学者、律师等共同审慎地向前推进。我们计划试点结束之后再继续扩大规范适用范围。
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专题听取最高检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对检察机关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工作给予充分肯定。2020年12月1日，最高检下发通知，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提出十个方面28条贯彻落实意见，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对照审议意见和专项报告要求，有针对性加强和改进工作，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高质量、更好效果适用。
检察机关是如何考量的呢？首先看刑事案件的整体情况：当前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和缓刑案件比例都比较大，也就是说现在多数案件为轻微刑事案件，占到80％左右；80%以上的案件是认罪的案件，所以是两个80%。也就是说，80%以上的案件，只要认罪认罚都可以适用这个制度。其次，最高检在2019年提出了一个70%左右的适用比例，就是要求各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达到70%左右的适用率。这个适用率，基于上述两个80%，是有科学依据的。
2020年10月，最高检发布《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检察机关以听证方式审查案件工作。《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召开听证会的案件范围，即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拟不起诉案件、刑事申诉案件、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公益诉讼案件等，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需要当面听取当事人和其他相关人员意见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召开听证会。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需要核实评估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是否具有社会帮教条件的，可以召开听证会。
我在福建主持了一起公开听证申诉案件，清华法学院的张建伟教授作为听证员参与、有力支持了这次听证。这起听证案件的效果很好，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这是一起涉及定性上是商业欺诈还是刑事诈骗的当事人申诉案件。申诉人坚持主张起诉欺诈人，当地检察机关认为证据还不够充分，当事人便从基层检察院一直申诉至最高检。我作为主持人到福建主持公开听证，在各方面的支持配合下，做到了案结事了，当事人双方各自尽到了法定义务，企业重新恢复活力。如果这起案件在基层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诉决定时就进行公开听证，可能就避免了当事人踏上为期三年的申诉之路。由此，公开听证的必要性充分凸显，该制度的优越性也充分显现。
习就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最高检围绕落实习重要指示明确提出：刑事追究只是最后的惩罚手段，应抓小抓早，防微杜渐，通过办案助力金融环境治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2019年6月27日，最高检围绕及时发现查处金融违法犯罪活动向中央有关部门制发了“三号检察建议”，推动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行政监管，强化源头治理，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或者初始阶段。
清华大学法学院2020级法律硕士研究生莫野：针对目前日益频发的家庭暴力问题，检察机关采取什么样的举措来遏制这一现象，切实保护家庭关系中的弱势方？
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检察机关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落实习法治思想和党中央部署要求的政治责任，一个发力点是道德和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确保法治副校长有用有效。如何将纸面上的“法”、案例中的“法”，转变为未成年人笃信、笃行的法律意识，引领青少年提升道德素质，让法治精神、传统美德真正抵达孩子内心？最高检领导躬身践行，率先垂范。2020年9月，张军以“民法典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为题，与北京市第二中学师生共线区的师生代表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在“云端”听课。这已是张军连续三年秋季开学季到北京二中讲法治课，受到师生欢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截至2020年9月，全国共有3.3万余名检察官在4.5万余所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其中，有32个省级院检察长，省级层面实现全覆盖。针对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这一深刻变化，各地检察机关积极组织骨干力量研发精品课程，创作动画、动漫等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作品，打造标准化课件库，努力提升法治、德育宣讲质效。疫情期间积极开展线上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宣传，利用各种方式与学生展开互动，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各级检察机关还立足检察职能，在讲好法治课的同时，积极回应学校需求，通过为学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参与化解矛盾纠纷、开展临界预防、参与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支持、促进、强化学校以社会主义道德培育学生，协助学校解决安全隐患，共同创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补充”。司法机关应当审慎对待每一个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充分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如果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在经营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法追究，让其付出相应代价，但是“稳企业、保就业”应当在依法办案的同时，注重尽量不要让这个企业垮掉。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企业负责人很关键，如果不审慎对待，可捕可不捕、可判实刑可判缓刑，捕了、诉了、送进监狱，这个企业很可能就会垮掉，影响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就业，还会影响当地的发展稳定。依法不捕、不判实刑，在依法办案前提下，采取从宽的办案方式，同时严格对企业进行依法治理、管控，是现代治理的有益探索，检察机关在组织试点。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起与企业合规制度相融的检察工作制度，以丰富的检察实践，助力刑事追诉立法、司法、执法不断健全完善，适应经济社会更好、更稳、更高质量发展。
当然，我们也强调，适用的同时，要保证办案质量和效率。要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特别是保证被告人自愿认罪，案件处理得更合法更公正。目前，关于量刑建议采纳率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检察官提量刑建议也需要一个适应过程。比如盗窃、伤害等具体情况下具体分析量刑，确定刑量刑建议是有可能的，而且是比较可信的。下一步，主要是加强培训，提高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水平能力。
2020年1月，张军在全国检察长会议上强调，要完善与金融机构、行业监管部门协同配合机制，采取刑事、民事、行政等手段综合施策，把依法办案、追赃挽损、维护稳定结合起来，防止经济金融风险演化为社会风险。
在抓好娃娃教育的同时，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在办案中引领提升道德规范。2020年12月25日，最高检党组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指出：“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办案来引领、规范社会行为，是司法机关应承担的使命。检察机关在履职过程中也应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促进形成全社会普遍认可、充满正能量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更好守护公平正义、弘扬美德善行。”各级检察机关在履职办案过程中注重价值引领，促进全社会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通过办案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用法治的力量引导人民群众向上向善。如“杭州一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由自诉转公诉，被社会各界认为是维护公民正当权益、落实民法典人格权保护的积极作为，彰显出检察机关维护网络秩序、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自觉，同时也警醒世人：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同样应遵守公序良俗和法律规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网民。再比如，2021年3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规定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近日，“辣笔小球”仇某贬低、嘲讽卫国戍边的英雄烈士，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同时，为维护英雄烈士的合法权益，在军事检察机关的支持配合下，南京市检察机关决定公益诉讼立案并开展调查。此前，江苏省淮安市人民检察院对当地居民曾某侮辱救火烈士的行为，依法提起侵犯英烈名誉权的民事公益诉讼。这些案件的意义重在从法律层面对当事人的侵权责任予以确认，引导全社会尊敬英烈、崇尚英雄、崇德向善，实现了起诉一起、警醒一片、教育和影响社会面的良好效果。
2020年10月，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审议通过。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把近年来最高检会同相关部门力推的“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相关机制以及禁止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或者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检察政策，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并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保护更重责任和更高要求。并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等依法进行监督。
当前，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生活压力与日俱增，家庭暴力也呈现出多样化和持续化的特征，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检察机关在妥善办理相关案件的同时，也在积极加强与有关方面协作，共同完善社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预警分析、社区调解等制度，以预防为主，调解为先，争取将家庭暴力化解在形成之初，解决在萌芽状态，促进社会治理。
陈国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期间，18个全国试点城市的适用率是50%。该制度全面实施之后，各地适用的比例确实不太一样。有的地方适用率60％、70％，如重庆，有的地方百分之十几，最开始的时候差别确实很大。
目前，最高检要求检察机关要坚持“应听尽听”，将听证工作覆盖“四大检察”“十大业务”，保证听证工作规范、有序开展，努力提升检察办案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
我们——这是庞麦郎回答时惯用的主语。“我们”是谁？他先是“嗯——”的一声沉吟，接着说“我的朋友啊，两个朋友”，他提到现在做歌还有一直合作的编曲师参与。
那天我和他在一块待了12个小时，直到晚上的演出结束。我逐渐明白为什么不少记者选择用第一人称来写庞麦郎，主动暴露自我是一种关于片面的自白。我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全地认识他，但是一场1个小时的演出不够，12个小时的相处也远远不够。
早年媒体提到他尤为在意出镜形象，对舞台伴舞等方面要求极高，并且处处强调国际化。但如今他独自站上舞台，很长一段时间面对镜头和观众都坦然地以贴着头皮的斜长刘海示人。这次上海站的卷发造型，其实也与庞麦郎无关，是老张看到演出售罄后专门请了化妆师来做的。
他在自己的周遭设下一个漩涡，提问和回答在不停地打圈，始终无法靠近中心。他几乎从不做具体的说明，并惯性地将答案落到“这次准备了新歌，希望带给歌迷朋友们”上来。
灯光很简单，舞台上也没有布景。大屏幕上是庞麦郎模仿迈克尔·杰克逊拍摄的艺术照和整首歌的歌词，每首歌都是如此。台上没有乐队，就他一人。
庞麦郎是坐了二十几个小时火车，孤身一人从陕西汉中来到上海演出的。他仍然希望能成为巨星影响国际，并认为现在歌迷很多，自己比最早刚火的时候名气更大了。十多年过去，他说：“心中那种欲望是高起来了，现在比以前更高。”他觉得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答案，难得地微笑着补了半句话：“不会降低吧。”
刚火时他说自己是台湾人，是“90后”，尽管后来被揭穿后在很多场合支支吾吾地坦白，也都没有如今来得坦率。“我是1983年12月14日生的，身份证上的1979年是我哥的，这就是最真实的，阴历的话是十一月十日（注：应为十一月十一日）。”
景汉朝强调，向法官检察官放权，不能“一放了之”，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断完善制约监督机制。建立防止权力干预司法的制度，有力震慑了领导干部“打招呼”、“批条子”，以及当事人“找门路”“拉关系”。当庭宣判挤压了关系案、人情案的存在空间。以庭审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等平台为代表的一系列司法公开和信息化改革，生动诠释了“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的道理。中国的全球营商便利度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大幅提升，世界银行发布《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评价民商事司法制度与法院工作质效的法院竞争力排名第5、其中“司法程序质量”排名第1，美国权威民调机构公布的2019年全球法律和秩序指数排名，我国排第3。这些成绩不时引起在场同学们的热议。
那是我当晚在现场见到的第二个流泪的人，另一个是小彭，也是一位女生。她来得很早，站在演出观众席的第一排中央。“从《我的滑板鞋》开始入坑，后来听了很多歌，他的歌容易上口，有很多重复，非常洗脑。”那是小彭的大学时代，她喊他“庞神”，给室友表演，拉着大家一块听歌、玩笑。
育音堂创始人老张（张海生）对我说：“有的人选择音乐，不是因为有很多路可以选，而是因为别无选择，只能走这条路。”我问他是在生存层面上讲，还是在追求层面上讲，他说都有。
此前据媒体报道，3月15日的贵阳站首场演出只卖出了9张票，而上海站在演出前十天就已经售罄，场地能容纳约400人。在现场观众群里，有人说自己从外地来，有人说已经买好了下一站的票，有人说自己带了旗子。
歌词中的迷茫、困顿、救赎难免让人关心他的处境，但面对相关的问题，他总是长时间思考，有时候眼里像要转出泪来，最后断断续续给出一些简要的回答。每个字精心雕琢过后吐出来，像是成熟艺人被训练过的受访技巧，也像是语言表达的生疏，还像是主动选择的回避。
讲座最后，景汉朝强调，司法体制改革是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坚实的理论支撑和正确的理论引领，理论界与实务部门要共同努力，以习法治思想为指导，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坦白说我有点紧张。脑海里闪过十年前那篇极具争议的报道。生猛字眼跨越时空从遥远而逼仄的酒店房间里泼洒出来，曾把正当红的庞麦郎推向“惊惶”，犹如大梦一场。
上面那位他的朋友跟我说，所有人和他相处，和他互动，都会带着自己的想象进入，当初她是这样，现在我也是。那天离开Livehouse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有些放空，似乎理不出一种具体的情感或情绪来。靠近的过程像一个把一开始贴上的标签慢慢撕掉的过程，也像她说的，总有人想把一些社会结构或者议题套在他身上，其实都成立，但也都不成立。
那天上午在酒店，我们和他一起看了2014年《我的滑板鞋》的MV。他的双眼一直盯着屏幕，脸上情不自禁地挂上笑容。屏幕里的他服饰华丽、模特在侧，屏幕外的他穿一件翻领黑色线衫，发型随性。他双眼直望进去，语调很慢：“很梦幻，很年轻，很时尚，这就是滑板鞋，我的滑板鞋。”
房间里略显凌乱，但仍可以说干净。七八个塑料瓶摆在桌上，有饮料有矿泉水，其中几瓶喝了一半，瓶子之间是一沓签名用的照片。床上是外出要穿的衣服和一只从2015年背到现在的黑色双肩包，外皮已经几乎完全脱落。床脚靠墙位置放着一只超大的红黑拼接运动包，里面塞满了登台要用的演出服。
能够确认的是，庞麦郎从未停止写歌。他有自己的歌词本，外出演出的时候如果有了灵感便会随手写在纸上，再带回家里修改，存好。在他的计划里，《摇滚世界》最终会是一张有20首歌的全新专辑，而在他的歌词本里，还有四五十首歌尚未制作发行。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他说，我们对任何事情的看法和过去相比都有了很多区别。“原来的一些想法，我们没法给大家，然后我们沉淀很多的时间，换个形式去表达，然后把想做的事情通过现实做出来。”他告诉我是因为创作环境和创作路径变了，而摇滚能够表达思想。
如今，庞麦郎主要是独立在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位负责人表示他支持庞麦郎的选择，他有自己创作的想法。同时希望大家能够更全面立体地看待他，“没有人只有一个面”。
演出当晚，比所有观众到得都早的，是歌手吴克群送来的两个花篮，写着：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烟花，请继续绽放，继续摩擦，巡演顺利。早在2020年，吴克群前往庞麦郎的老家和他做了一次对话，并为他写了一首《摩擦》，歌词唱道：没那个命做不一样的烟花，难道我就该放弃摩擦。
我想，那么他是能够线上支付的。我问他为什么用现金，他只嘟囔了几声“方便”“平时要用”。那一刻我在想，他到底是被静止在一个流动的时代里，还是被静止在一个透明的群体里，但这只是我的视角。
白晓曾提过庞麦郎多年遭受网络暴力，而我不能确知过往的遭遇如何被塞进他挤出嘴边的“环境”和“事情”里面，又如何被存放在一个遗忘或未忘的角落里。在那12个小时里他的情绪波动很小，安静或吵闹，他总是望着前方某处，不太说话也不怎么笑。在舞台上他更放松，姿态自如，台下则总处于静态，采访和签售中就更显得局促。
穿上那双“滑板鞋”后十余年间，庞麦郎经历了爆火、质疑、假唱、造鞋、负债等等，在他始终语焉不详的那些“迷茫”“环境”“事情”中是难以想象的波折。直到2021年，当时的经纪人白晓发布视频，称庞麦郎在2021年初因饱受精神分裂症的折磨，已经住进精神病医院。
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什么？景汉朝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将司法责任制改革作为“牛鼻子”，以此为主线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行司法责任制，首先是把办案能力过硬的人员选拔到法官、检察官岗位上，把司法工作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政工党务等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对法官、检察官实行员额制，推动法官检察官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其次是按照权、责、利一致的原则，赋予法官检察官办案权力，并对自己办的案件负责，既明确法官、检察官的办案职权，又明确责任，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以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再次是完善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实行符合司法职业特点并与单独职务序列配套的保障和激励机制，确保权、责、利相统一。第四是因地制宜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保障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
那之后，他的梦想是成为一个艺术家，能够把作品带给观众，现在仍是。他觉得那时候歌太少了，现在会更加充实，要继续创作歌曲。“我现在是个歌手，还不是艺术家。成为艺术家的难度很大，一步一步地实现吧。”他说。
大概在2021年年底的时候，庞麦郎签约了一家传媒公司，也由此有了2022年带货直播的工作。在上海站演出现场我见到了公司负责人，他告诉我直播工作庞麦郎始终是同意参与的，他从不抵触新的东西，但不喜欢日复一日的循规蹈矩。最终由于网络舆论等种种原因，直播投产比不佳，且形成了一些反效果，于是在持续了半年左右后停止。
骤响的欢呼声簇拥着十一年前的“顶流”，观众的情绪来到顶峰。尖叫声此起彼伏，不循常规的节奏并不影响人们的合唱。那是一种Livehouse很熟悉的集体狂欢，合唱、跳跃、大声表白、把身体交给音乐。稍有不同的是，可以看到有自媒体博主对着自己的镜头喊“来了来了”，可以听到歌曲间隙不同的角落偶尔传来带着嘲讽意味的大笑。
2020年12月17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在西南政法大学开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景汉朝结合多年来参与司法改革实践和顶层设计的亲身经历，向在校师生系统介绍了政法系统贯彻落实习法治思想、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丰硕成果，详细讲解了司法改革为什么改、改了什么、怎么改等重大问题。这是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自2019年创办以来，首次在京外高校举办。讲座由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主持。
除了小彭之外，也有人说当年在大学毕业的迷茫之际听到《我的滑板鞋》，觉得歌里所唱的滑板鞋不只是一双鞋，更是心中的一个梦想，那种坚持和追求值得学习。当然，更多人是为了一个闲暇周五夜里的“好奇”，为了更近距离地感受那些自己已经贴上的标签——“难评”“搞笑”“滑稽”“抽象”。
回到休息室，他仍然拘谨地在椅子上坐着，丝毫看不出演出后的激动，只是平静地说“现场很嗨，大家很认真地听我的表演，非常高兴”。
经过多年的推进，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制改革之路，有哪些原则必须坚持？又有哪些启示？景汉朝指出，我国司法改革的历程充分说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以习法治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无论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定舵把向、宏观设计，还是微观突破、落实落地，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不可能实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立足于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我们这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单一制大国，盗窃罪的入罪标准，是适用同一标准还是区别对待更加公正？”“熟人社会、模糊文化、厌讼传统等，对司法和司法体制改革又有着什么影响？”景汉朝一连串的透彻分析，让师生们连连称赞。
庞麦郎的朋友给我分享了一个故事：“我们去参加饭局，大家明面上都以老师相称，但当我们从那个饭桌上走掉之后——关门的一瞬间，你就能听到里面的人毫不掩饰的嘲笑，哄堂大笑。我当时很生气，但是庞麦郎比我表现得镇定得多。”
歌词是庞麦郎创作的核心，而他也说：“我做音乐更多是为了在音乐现场表演的。”比起发歌，比起爆火，他最喜欢的是能够站在舞台上表演。“十多年前《我的滑板鞋》让我一夜成名，实现了儿时的梦想，我们肯定要更加执着。”
人们仿佛获得了一个答案，滑板鞋的故事好像在当时画了句点。但住院时间没有很长，庞麦郎再次引起关注是2022年的带货直播，直播间演唱《我的滑板鞋》时女助播“憋笑憋成可达鸭”一度成了被疯狂消费的互联网笑料。更为夸张的是，如今这轮巡演让庞麦郎再度“翻红”，那位女助播说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又开始涨粉。
台上的庞麦郎多数时候面容严肃，眉头微皱，一场演出明显的笑容屈指可数，语言互动也几乎仅限于感谢和介绍。就像下午彩排的时候一样，不论台下9个人还是400个人，他完成了每一首歌的演唱，完成设计好的每一个舞蹈动作。动作也很简单，基本是握拳将手臂举向不同的方向，脚下则以点踏、拖步、滑步为主。与其说美感，它们更多是在为一种力量感或故事感服务。更能让很多观众认证态度认线次衣服，他说每首歌风格不同，要配不同的衣服。
六年前庞麦郎有经纪人，而这一次，他是自己给老张发的消息。从2024年末的西安首站开始，这一轮巡演完全由庞麦郎自己联系场地进行筹备。收到消息时，老张心想看来他还是想做音乐、想要演出。考虑到庞麦郎过往的精神疾病史，老张确认了此前西安站演出状态的正常，在核对档期后敲定了这次演出。
景汉朝首先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远景目标。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了习法治思想，这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也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那天和他一起吃了午饭后，他掏出一百元现金，想给大家买三瓶水。坦白讲，看到现金的时候我愣住了。服务员说没法找零，他便作罢没要。而后他走进隔壁的冰激凌店，要请大家吃冰激凌。他说自己从小就爱吃，现在依然。还是那张一百元现金，营业员又一次没有找到足够的现金找零，问他是否可以微信找钱，他掏出了手机递上去。
不过，相比起原名庞明涛，他还是喜欢庞麦郎，全名是“什尼亚克·约瑟翰·庞麦郎”，他始终认为这才应该是自己的名字，现在他给歌迷签的是英文全名“Siniaco Josehan Punmailone”，分三行写。相对应的，他那套独有的地名系统也仍在使用，西安是“约瑟翰”（Josehan），上海是“约西里约”（Rosiliro）。
他说《我的滑板鞋》《我的父亲是瓦匠》这些都是流行乐，比较大众，大家都能唱，听起来平静一些。而现在创作的方向更偏向摇滚，要表达一种摇滚精神和摇滚状态，能够诠释人的思想境界。庞麦郎把手机里的歌词拿给我看，告诉我这首歌表达的是摇滚乐可以扩大人的思想，用摇滚乐拯救我们的世界，拯救我们的灵魂。《摇滚世界》的歌词是这样的——
我试探性地问他是否认为自己患过精神疾病，他给出的回答是“这个我还不理解”。治疗的经历是否会影响音乐创作呢？他说：“这不是创作的一部分，与创作无关。”
这几年庞麦郎偶尔出现在不同的直播间里，但总的来说在那个音乐世界里，近四年他“消失”了。他告诉我，这几年主要呆在陕西汉中老家，帮父母干活、写歌，还有治疗。他主动提到了这个词，说治疗大概从2021年持续到2023年，现在已经不再吃药。
《我的滑板鞋》在2014年现象级的爆火成了一种时代记忆，对小彭来说和“沙雕”“开心”的青春校园牢牢绑在一起。她聊到大学的伙伴掉了眼泪，说自己工作后就很少听庞麦郎了，这次像是来见一位“许久未见的朋友”。
“这是一个公平的舞台，”老张说，“不同的人都有机会来证明自己是不是能靠音乐来生存。”他知道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蹭流量，但他也相信庞麦郎是有才华的。只是谁都没有想到，上海站的票会售罄。老张的预期是卖出50-100张票，庞麦郎也一样。
演出晚上八点半准时开始，大概在九点二十，《我的滑板鞋》旋律响起。第一个音符一声令下，数百只手臂齐齐举起，密密麻麻的人群头顶上飘起一层亮着的手机屏幕。
十年后，还是在上海，庞麦郎对我们打开了酒店房门。“你们好。”他讲话声音很轻，说自己刚起床正要洗漱，让我们随便看随便坐。那是愚园路沿街一个标准的连锁酒店单人间，窗子很大，拉开窗帘后阴天也很亮堂。
2020年12月17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在西南政法大学开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景汉朝结合多年来参与司法改革实践和顶层设计的亲身经历，一一解答了这些问题。
对于庞麦郎来说，从2014年到现在，他坚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音乐。在自己的路上，他始终在往前走。或许庞麦郎出现在大众审美里、出现在网友狂欢里，可以拿来做很多的讨论和批评，但对于庞麦郎本人，对于歌迷，对于那些称他为“老庞”和“麦麦”的朋友来说，他再次出现这件事本身，就足以感到欣慰了。
自媒体时代，花一百块钱去亲眼见到网上疯传的“抽象演出”，再给数不清的吃瓜网友做“repo”，即便不是专职博主，这样的性价比也显得颇为可观。而还有一种好奇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想到他还在做音乐，我想看看。
签售环节50位观众，庞麦郎坐在那里几乎满足了所有要求，在海报上签、在滑板鞋上签，写“你的鞋很时尚”、写“祝你永远自由”，一一合影，然后低声致谢。
在采访过程中，我其实无法确定他对于负面评论的态度。他一直都有在网上检索自己的习惯，并且在巡演过程中持续性地将相关的媒体报道及时转发到朋友圈。但他在回答问题时只用简单的字眼——“不在意”或是“可能有影响，但不大”。他也曾用“抽象”形容自己的音乐，但他明确说“不是为了流量而搞抽象”。
而随着贵阳站9张票和上海站售罄消息的飞速传播，庞麦郎又成了演出市场的“香饽饽”。巡演后续的场次安排，也从他找场地变成了场地找他。
这轮对他来说意义重大的巡演似乎在朝着极其顺利的方向发展，被问到独自筹备是否困难时，他坚定地表示“完全没有”，只在各种回答里多次提及现在很忙。他正以一场场演出向大家宣告自己的回归，同时表达一种转型——从流行到摇滚，以新歌《摇滚世界》为标志。
但在我看来，在很多旁观者看来，庞麦郎好像不太一样了，抛开岁月在脸上留下的清晰痕迹不谈，相较于那个我们过去通过媒体认识的庞麦郎，他对很多事没那么在乎了。
司法改革有什么规律可循，又要达到什么目标？景汉朝指出，从改革内容看，我国的司法改革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的历程，从计划经济时代交易少、纠纷少、案件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纠纷案件不断增多，司法体制改革也呈现出“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诉讼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脉络，这一轨迹与逻辑，是对司法改革规律性认识的生动阐释，完全体现了问题导向，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司法改革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提高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司法的风气。
这一轮巡演，庞麦郎把《拯救自己》作为最后一首。